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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卓生:一家三代移民的创业史

  华声报讯,在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社区,无人不识德高望重的老侨领伍卓生先生,他长期活跃于加拿大华人社团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之间,声望显赫。

  伍先生现在身兼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全加华人联会共同主席、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在采访前,伍先生与我约定:我们闲聊一下旧时候(以前)的事情,至于在社区服务的那些事就不用多说了,服务社区是份内的事情,不值得写的。

  伍先生所说的“旧时候”的事情,要从上个再上个世纪讲起……

  爷爷的故事

  伍先生祖籍广东台山海宴。据他介绍,他爷爷原来在海宴靠杀猪为生,这个行业在当时乡间来说,收入算不错,但工作很辛苦。“每天半夜三更就到各家各户为需要者屠宰,所有工作必须在天亮前弄好,因为农户一早要拿猪肉到市场去卖。”

  伍先生说他爷爷很有冒险精神。“那时杀一晚猪有两毫双纹钱的收入,但他却极不满足,觉得一个年青人,如果满足于这种不富不贫的生活,终究没有出息。“

  19世纪末,广东台山有不少人漂洋过海到北美这边闯世界,俗称“放洋”,伍先生决意“放洋”的爷爷其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

  伍先生说:“爷爷1895年离开广东台山时已经结婚,育有二子一女。开始我还以为爷爷来到加拿大后也如其它华裔一样修铁路,后来详细了解后获知,那时铁路基本已经修好。由于爷爷在乡间有杀猪的经验,所以当他落脚在温沙(Windsor)后,很快在一间酒店的厨房找到了工作。”

  伍家在加拿大的第一代就是这样开始的。伍先生讲起家族故事时,尽管人事久远,但敬佩之情溢于言表。“那年代的华侨,只把北美当作是谋生的地方,从来没想过会在这里生存下去。不像现在的移民,一来到就买房子安家立业。老一代的华侨,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开始时都想着落叶归根。所以以前的老华侨,没有人买房子,大多是靠租房子生活,等赚了钱,就回家乡买土地建房子。”

  谈到房子,伍先生说现在家乡的房子是爷爷和父亲当年回乡联手建立的,两层的房子,每层大概有6间房,楼顶有广东人所说的“天棚”(露天阳台),夏日可以在上面小歇纳凉。“家乡的房子格式明显受到西化的影响,像屋边建有一吊楼,上面有枪眼可作‘嘹望口’,居高临下,房屋四周的动静可尽收眼前。还有印象最深的是屋旁建有一水井,通过人力作用可将水泵到楼顶储存,家里要用水打开水笼头,水就自楼顶流下来,很方便。”

  伍先生说他爷爷不但是个有志向的人,而且充满着智能。“1904年,我父亲来到加拿大后,爷爷亲自安排他学习英语,等他过了语言关,也找到了工作后,爷爷就只身回香港做生意。他在靠海边的地方租下一栋四层楼的唐楼,改装成旅店,大概有60多间房子,利用他熟悉华侨的关系,从事接待从南洋归乡探亲的华侨。那些在东南亚生活的华侨,因为来往中国方便,所以经常成批成批地出入,而爷爷的旅店收费极便宜,大概是一元几毫一晚,相当划算,所以颇受欢迎。”

  伍先生说他爷爷晚年与许多老华侨一样告老还乡,享受家乡的田园生活,这种结局是老一代移民最乐意选择的道路。

  父亲的故事

  伍先生的父亲伍俭于生于1890年,在伍俭于5岁时,他父亲已经离开家乡“放洋”去了。1902年,年仅12岁的伍俭于因渴望见到父亲,藏身于一艘轮船的水箱里漂洋过海,结果在日本的横滨被海关发现,之后被遣返香港。这样又等了两年,伍先生的爷爷在加拿大替他缴交了500加元的人头税,于是伍俭于得已合法进入加拿大。

  关于伍俭于当年来加时的航程,伍先生说当时他父亲是乘“日本国王号”船,大概要走5个多星期的航程才抵达旧金山市,由旧金山市再乘7天7夜火车才到温莎市。

  刚刚抵达加拿大的伍俭于,与现在许多新移民一样,在语言上同样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他一方面在父亲的督促下勤奋学习英语,另方面则在酒店里找了份行李员的工作,经过一年的学习,他的英语顺利过关,且在酒店很快就做到了领班,生活完全可以自立。

  1911年,伍俭于21岁,他父亲眼看他无论在语言在工作都已走进坦途,生活上也完全可以独立,遂决定回归故里。而伍俭于在陪同父亲回乡时,顺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赢得不少同乡的羡慕。婚后,由于加国已停止交人头税即可入籍的政策,加上当时台山乡村的习俗,年青的伍俭于只有拜别父老乡亲与新婚的妻子,独自踏上返加的旅途。

  伍先生说台山人“放洋”,大都是这样。女人大都是留在家里照顾家庭,生儿育女和看管田地,而男人则出去闯,大概五六年回来一次,原因是当时的旅费相当贵,来回一次要数百元,在餐馆的厨师,一年也就收入1000元左右。所以,伍先生说他的大哥年纪比姐姐大6年,而姐姐又比他大6年,这是典型的华侨家庭。

  讲起父亲在加拿大的奋斗历程,伍先生很感慨地说:“父亲继承了阿爷的勤劳和聪明。他来加拿大仅一年就过了语言班,后来不满足在酒店里打工,就跑到多伦多来与兄弟一起开餐馆,后期他愈做愈大,共开了3间餐馆,都请同家族的人打理。”

  伍先生的父亲是在1998年2月25日仙逝的,享年108岁。据了解,伍俭于老人一向很向往祖国。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还曾在多伦多面见孙中山先生,协助筹款讨袁。就算到了90年代,他还多次捐款给台山家乡的英甲小学,支持乡村普及教育。伍先生说:“父亲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不会要求儿女整天围在身边,晚年他很享受在养老院的生活,他的心态很轻松,所以很长寿,当时应该是在加拿大最长寿的华侨吧。”

  谈到父亲的去世,伍先生介绍道:“他真的是很安然地离去。那天下午他吃过午饭后,一位侄女陪他聊了一下,3点多钟时他说他要休息,到5点钟发现他在睡梦中离去。”走完了他108年的人生路。

  大哥赵斌的故事

  伍先生的大哥叫伍卓智。采访中我曾问伍先生,既然你父母及姐姐都在加拿大,为何单独留你大哥一人在大陆呢?伍先生听我这么说,笑眯眯地回答:“我大哥很小就离开家庭,解放后在北京体育学院当院长……”

  听伍先生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曾认识一位出生广东叫赵斌的老人,他毕业于岭南附中,后改名换姓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在一野贺龙手下转战南北,解放后也在北京体育学院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回原岭南大学旧址访问。我问伍先生,难道你哥哥就是赵斌?

  伍先生听我这么说,忍不住哈哈大笑地说:“呵呵,世界真小,也真是有缘。赵斌就是我大哥。因为我母亲姓赵,赵斌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姓名。大哥在岭大中学毕业后到了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南京发生大屠杀后,一位教授带领一班学生到西北,后来在一野政治部工作,1938年辗转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解放后,因为贺龙分管体育,所以他被安排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

  伍先生说大哥很小就离家到外地去,他离开南京金陵大学后有15年没有和家里联系。当时父亲以为他已经不在世上了。直到1949年底,心有不甘的伍先生从加拿大回国找他,在家乡收到了他发自太原的信。伍先生马上提出要去太原见他,赵斌接信后说北方太冷,于是相约在乡间相见。此次见面后,到1950年底伍先生再回加国,一别又是20多年。

  到了70年代初,加拿大不顾美国的反对,率先与中国建交,加中关系步入正常化。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刚复出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陪他参观北京体育学院,伍先生在电视上发现代表院方参加接待的就是大哥赵斌,从此多伦多与北京之间有了另种的情感联系。

  伍先生说7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不如现在这么宽松,他们与大哥的联系都很谨慎。“记得70年代中,大哥带领中国青年男、女排球队去巴西比赛,途径多伦多,当时社区召开欢迎会,我在会上还不敢告诉别人这是我大哥。会后我想接他回家看看家人,大哥听说要离开酒店就婉拒了,他说如果亲戚朋友方便,就到我住的酒店来见见吧。”

  对于中国其时的气候,相信如今已届中年的人,一定能理解伍先生所说的故事。伍先生说改革开放后,大哥先后在父亲100岁与103岁寿辰时两次来加。“那次,我告诉他父亲想捐点钱资助国内乡村教育,请他指点几个地方,大哥当时写下了他参加革命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村庄。”

  1998年,伍俭于仙逝后多伦多各界捐赠了1万多加元帛金奠仪,全部被汇到北京中国银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捐款的专门账号上,用于资助3所在山西兴县的小学,这3所学校其中有两所就是由赵斌指定的:原贺龙元帅司令部所在地的蔡家崖小学;原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所在地的李家湾小学。

  伍先生说大哥赵斌如今仍生活在北京,已经80多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伍先生每年都会选择时机回国与大哥叙叙旧。

  伍先生自己的故事

  讲完伍先生家族的故事后,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伍先生本人的故事。

  1948年,伍先生年满21岁,经父亲申请,他与母亲一起从广州经香港踏上了移民加拿大的路程。他们是加拿大自1923年后,经历过二次大战,第一批获准移民加国的申请者。

  谈到移民前的生活,伍先生说他的初中时代在香港度过,之后回广州市第一中学读高中,伍先生的太太就是在广州读高中时认识的。“现在我还记得广州市一中的位置是在荔枝湾。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广州大学读外文系,读到大学二年级时,父亲说按照加拿大规定,假若我过了21岁,他就不能申请我过去了,当时我姐姐也在国内,大哥失去音信也十多年了,父亲当然希望我能到他身边去帮他的忙。”

  伍先生说当时移民也要见官,他是在香港见的官,获得签证批准后,还要买船票。“我乘坐的轮船是用来运士兵的,要290多元加币一张,是统仓,满满的一仓人,床是那种布吊床,吃饭有点像部队分饭那样,每个人拿个盘去取。这样大概走3个星期到达旧金山市(比他父亲那时候要快些),然后坐3天火车到温哥华,从温哥华再坐3天的火车才到多伦多。”

  与父亲伍俭于所不同的,伍先生移民加国,因为父亲在生意上已打开一片天地,所以他在到达加国后,没有居住、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一到达多伦多,我就申请到多大读书,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划分学科,进去先读全科。”

  伍先生在“多大”读了一年多的书后,于1949年秋暮,离开加国回国。据伍先生介绍,当时回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与中学相识的恋人结婚;还有就是趁祖国解放,看能不能打听到大哥伍卓智(赵斌)的音信。结果,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婚后的伍先生,于1950年12月重回加拿大,此时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长子伍思聪刚满月。

  回到加国后的伍先生,由于家族餐馆生意蓬勃发展,父亲希望他能加入其中参与,于是他放下行装就到父亲的餐馆工作。这个餐馆距多伦多200英里,在一个主要以产矿为主的、名为Sudbury的小镇上。谈起那段经历,伍先生说:“那时候蛮锻炼人的,什么都做,从伺应到厨房杂工炒锅都做。”

  1957年,伍家所经营的餐馆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此时伍先生想自己出来闯一下,此举得到父亲的同意,回到多伦多的他此时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第四个孩子还没出生。经历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进入大学去重新学习。“那时感觉做餐馆的空间很窄,还有打餐饮工的收入也不好,伺应周薪是20元,厨师稍高点,每周也不过是25到30元。”

  伍先生回到多伦多后重回怀雅逊大学读书,他选择的专业是出版管理。1959年伍先生大学毕业后,面临选择工作。“那些年工作很好找,我们班刚开始有20人选读,能读到毕业的只有7人,却有35间公司来挑人,我们7人很合作,每人平分5间公司见,这样谁都不用争。”最终,伍先生选择了多大出版社。用伍先生的话说,在选择公司时,主要考虑工作的稳定性。

  伍先生从1959年开始一直干到1987年,整整在多大出版社工作了28年。开始周薪是70元,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期间他在多大出版社内做过很多种职务,像在印刷厂当过厂长,后来担任多大出版社负责发行和印刷的总经理,主持出版了大批书籍,还分管与行业工会的谈判。

  问起伍先生,在多大出版社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有哪些故事给他留下深刻记忆?伍先生想了一下说。“刚进去那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华裔,我的经理对所有员工说,伍先生将会与我们一起工作,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有任何歧视的行为,否则我会严厉追究。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后来这名经理退休,我接替了他的工作,我也同样以这个原则与同事相处,互相尊重。”

  讲起与工会谈判,伍先生说那是很费脑筋的事。“出版社有4个工会,印刷工会、排字工会、装订工会和总务工会,每个工会就工资,个人保障,工时,工作强度,福利等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工作是与整个行业工会谈,有些要求,按常规道理来看是很不合理的。比如以前是用铅字排版,出现电子排版后,当然就省了些人,但排字工会就有意见,为了保证工人有工做,他们提出当一些客户的电子版到达时(比如广告版),除了用新方法排版,公司应该安排工人照样用铅字按版排一次,照样校对,完了后把排好的版拆掉,他们说这样可以保证工人不失业。这个做法明显不合理,就需要我们和行业谈,要找出个保证不减少人,又确实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伍先生说1973年,多大出版社第一个采用电脑排字系统进行作业,这在多伦多是第一间,所以面临的压力很大。听伍先生这么说,我忽然醒悟:“难怪你退休后在处理社区一些事情上,总能得到各方面的赞赏和支持,这种人缘和能力,应该是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吧?”

  伍先生听我这么说,轻轻地笑了一下,他告诉我:“问心无愧,珍惜友情,比能力更重要。”

  本来我还想问问伍先生退休后的故事,但既然我们有言在先是讲“旧时候”的故事,那么伍先生热心社区的其它故事,还是留待读者慢慢去感觉吧。(木然、来源:星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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