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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69岁高龄担任南北和谈南方总代表
伍廷芳。资料图片
广州越秀山伍廷芳墓地一侧,耸立着由孙中山提议修建的伍廷芳铜像。资料图片
正如冯钦所说,廷芳义学早已不复存在,眼前看到的,是位于工业大道2号的一座红砖结构厂房。 冯瑶君 摄
南安路工业大道一带,还保存着旧式的骑楼,这里曾经是新会重要的商埠之一。  冯瑶君 摄
工业大道旧叫西墩马路,马路下面是河涌,这里曾经有座官来桥。伍廷芳父亲就出生在官来桥附近。 冯瑶君 摄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议和全权大使的委任状。 资料图片
  他与他人合办《中外新报》,开中国人自办日报之先河;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香港首位华人大律师、香港立法局首位华人议员;进入清政府后,他主持修订法律,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等一系列先进主张;他代表中国与墨西哥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以69岁高龄,快速完成了从二品清朝大员到共和卫士的转变,担任南北和谈南方总代表,推动清帝退位,并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1917年他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历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等职,直至代行总统职权。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因忧愤成疾逝世于广州。
  

 激情岁月 
  A 父亲出生在新会会城,早年闯南洋谋生
  伍廷芳,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
  伍廷芳的祖籍地在会城现今的工业大道一带。如今的工业大道靠着一条河涌。在清末,这里曾经是广阔的河流,因此形成了商埠,从周边保留下来的旧式骑楼可以想像得出,当年,这里曾经车水马龙,往来商船无数,商业气息浓厚。
  新会地方文史专家林福杰告诉记者,伍廷芳的父亲出生在新会会城。记者综合各种资料发现,包括《新会县志》在内,对伍父均未提及,在更多学者的文章里,伍父是一位早年出洋谋生的商人。
  《伍廷芳的外交生涯》一书中,作者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礼恒,以讲故事的手法,展现了伍廷芳父亲比较详尽的一面:
  伍廷芳父亲伍社常又名伍阿彰,早年只身跨海闯南洋谋生。初至新加坡,他为人帮工,靠着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渐渐积累下一笔资金,然后转作小本生意,开起了一家杂货铺,因经营有方,家境日渐好转。妻子余娜,是一个中国客家妇女、基督教信徒,经常去教堂做礼拜。
  父亲是勤勤恳恳的商人,母亲是追求真善美的传统女性,这样的家庭环境,与伍廷芳后来孜孜不倦地追求民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B “熟谙西律”的法学家活跃在清末外交政坛
  尽管出生于商贩之家,伍廷芳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成长为法学家和外交家,并最终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成为辛亥革命中响当当的大人物。
  伍廷芳的一生,被学界概括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诸多“第一”:香港第一家中文日报《中外新报》的创办人之一;第一位在英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并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香港首位华人大律师和立法局首位华人议员。他以博学和才干步入清政府外交界后,代表中国与墨西哥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伍廷芳的伟大成就首先源于他的才学。根据《新会县志》记载,3岁后,伍廷芳随父亲回国迁居广州芳村,后在广州读私塾。在青少年时期,伍廷芳就展现出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的一面。伍廷芳14岁赴香港入读圣保罗书院。两年后,与友人合作创办《中外新报》,开中国人自办日报之先河。1861年,伍廷芳在书院毕业后,先后在港府任臬署通事(法院翻译)和巡理厅首席通事。期间,与亲友创办《华字日报》,倡导革新言论。
  勤奋好学、追求上进,为伍廷芳实现政治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74年,32岁的伍廷芳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并取得英国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来,回香港任职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步入中年后,伍廷芳活跃于香港政坛,从1878年起,历任录用公务员的主考官之一、太平绅士、立法局议员、巡理府代理法官等职。在订制法规和执行民刑案件中,他注意维护中国香港居民的利益,被选为香港保良局副主席。
  1882年,他应清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赴北京入李府当幕僚,协办洋务、外交事务。1896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3年后,他据理力争代表清政府与墨西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1902年奉召回国,被授以四品候补京堂衔,历任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待郎、刑部右待郎、修订法律大臣等职,任内对与各国缔结条约、裁厘减税、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均有建树,特别是和沈家本修订《大清现行刑律》,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和缘坐、刺字等刑罚,禁止刑讯,又主编民事、刑事、诉讼法等,为我国新法律奠定了基础。
  C 参与南北和谈,坚决捍卫共和
  新会作家钟国权在其创作的纪实短片剧本《伍廷芳》里,运用戏剧的手法描述了伍廷芳角色转变的前因后果:1909年,67岁的伍廷芳被召回国。那时的清王朝在民主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已摇摇欲坠。伍廷芳决定辞官。
  伍廷芳退隐时,还上书请求“去除发辫”。这一举动,似乎无济时务,但要知道,辫子是彰显大清王朝权威的标志。对伍廷芳这个清朝二品大员来说,请求去除发辫,是表示其革新的思想及革命的倾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的怒潮,惊醒了伍廷芳。接近古稀高龄的他,挣脱忠君守节的封建束缚,上书要求清帝退位,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积极支持孙中山。这是他人生道路的第二次跨越。据《新会县志》记载,是年冬,南北和议,伍廷芳被南方11省推举为总代表,与北方代表唐绍仪和谈,迫使袁世凯接受停火和北军后撤等条件,取得和谈成功, 被誉为手定共和的五巨子之一。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任司法总长,继续与北方代表谈判,达成袁世凯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即选袁为大总统的妥协。
  不料,袁世凯窃国当上大总统后,就急于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恢复帝制。伍廷芳深受震撼,立即投入反对帝制、捍卫共和的斗争。1917年,北洋军阀争权夺利,黎元洪与段琪瑞发生“府院之争”。后来,张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代理国务总理的伍廷芳不畏强权,拒绝在命令上签字。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伍廷芳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军政府改组,被选为七总裁之一。1921年4月,孙中山重组中华民国政府,伍廷芳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孙中山出师桂林,命伍廷芳代行非常大总统职权。次年,兼任财政总长、广东省长。
  1922年陈炯明部叛变,伍廷芳冒险往永丰舰谒见孙中山,接受指示,通知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严守中立。同年,伍廷芳因忧愤过度,于6月23日逝世,终年80岁。孙中山为其撰写《伍秩庸博士墓表》。
  故地寻访
  A 伍廷芳祖屋在西墩上街官来桥一带  
  根据《新会县志》记载,伍廷芳祖籍新会会城官来桥;也有的史书认为伍廷芳是“新会县西墩人”。
  那么,官来桥和西墩是不是同一地方?还是史书记载有误?找到伍廷芳祖辈的居住地,是记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新会区方志办副主任赵茂松告诉记者,官来桥是个旧地名,实际是现在的会城浐湾社区附近。伍廷芳父亲应当出生在浐湾附近的黄家楼,也就是农械厂后面一带。
  记者致电浐湾社区、城西社区,打听获悉,黄家楼是上个世纪初的地名,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才知道,昔日的黄家楼就是现在的南安路一带。记者来到南安路看到,这里旧厂房林立,有医院,处处是出租屋,住的多数是外地人。
  新会地方文史学者林福杰告诉记者,南安路往下是工业大道,那一片以前叫“西墩”,曾经是伍姓人的聚居地,伍廷芳的祖辈就出自那一带。林福杰说,今南安路旧叫黄家楼,今工业大道旧叫西墩马路,两路相接处原有官来桥。据康熙《新会县志》记:“官来桥,在西墩,明嘉二十二年,知县何廷仁建。”以后多次重修。从黄家楼过官来桥就是西墩。西墩在上世纪50年代做过大炼钢铁基地,当时还有官来桥,后变为工业区,工业大道也由此得名。西墩有多个里坊,而伍廷芳家就在西墩,靠近官来桥的地方。
  记者再次来到工业大道一带,辗转找到了一条有本地人居住的村落——紫竹里。88岁的本地人冯英健告诉记者,伍廷芳是出名的高官,本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多数都听说过他。
  “伍廷芳的祖屋在西墩上街,离我们紫竹里隔着一条河涌,中间有一座石拱桥,那就是官来桥。只是,这座桥上个世纪就拆了。”冯英健说。
  以此观之,伍廷芳祖籍地虽有官来桥和西墩两种不同说法,所指却是同一个地方。
  B 后人曾托人寻找祖屋 
  冯英健说,伍廷芳给乡人留下印象的,不仅是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还有他在家乡兴办的廷芳义塾(后改名为廷芳义学)。“小时候,我们个个都知道,上廷芳义学读书不用钱。很出名的。”
  同村的另一位老伯、今年78岁的冯钦证实了冯英健的说法,“我姐姐10多岁时曾经在廷芳义学读书两年,读书不用钱是真事,不过要交些书本费。我姐姐3年前去世了,和她同龄的乡人大多都在廷芳义学读过书。”
  冯钦说,姐姐在廷芳义学读书时,他还没有出生,因此他也未曾见过学校的样子。“我长大后,廷芳义学已经变成了一块平地,正在筹建一家织袋厂的办公楼,而我就成了这家工厂的员工。现在,工厂已经改名,另作他用。”
  说完,冯钦带着记者去找这个地址。在工业大道靠近河涌的马路上,正如冯钦所说,廷芳义学早已不复存在,留在我们眼前的,是位于工业大道2号的一座红砖结构厂房。 
  两位老人提及的廷芳义学,记者在《新会县志》里找到了确切的记载:1913年,伍廷芳关怀家乡贫苦儿童教育,在新会城友竹伍公祠设廷芳义塾,免收学杂费并提供书籍文具给学生。10年间,入学的贫苦子弟达五六百人。
  后来有研究文章对此事进行了补充,称伍廷芳逝世后,伍夫人何妙龄在1935年继承丈夫义务办学的遗志,将廷芳义塾改名为廷芳义学,把官来桥的部分祖屋改为校舍,扩建为完全小学。1938年,日军侵入会城,廷芳义学被毁,被迫停办。
  赵茂松告诉记者,伍廷芳父辈那一代人已经离开新会,多数家乡人不了解他并不奇怪。包括伍廷芳的后人在内,都未必知道伍廷芳祖屋的具体位置。2000年时,伍廷芳的后人曾委托广州的一个房地产公司找到他,询问伍廷芳父辈故居所在地,或者留在家乡的产业。
  “伍廷芳的后人没有出面,只是通过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和我们联系。当这位负责人听说伍廷芳在新会没有故居后,就再也没有和我们联系过。据说,伍廷芳的后人在美、加地区,也许未曾回过乡。那次联系我们,估计是想找到父辈的祖屋,但很可惜,让他们失望了。”赵茂松说。 (本报记者 冯瑶君)
  学界述评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特约编审赵茂松:
  暮年生辉的共和卫士
  在辛亥革命史上,伍廷芳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晚年以同时代人难以拥有的魄力和勇气,迅速完成了从改良爱国到革命爱国的重大飞跃,从位居二品的清朝大臣转为共和卫士。他忠心追随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成立以及再造共和鞠躬尽瘁。一度成为孙中山的代言人和最高权力执行者,被誉为手定共和的五巨子之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年近7旬的伍廷芳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他与张謇、温宗尧等名流联合,上书要求清帝退位,并利用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力,电请外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一时震惊朝野。他又肩负南方光复11省人民之重托,任南北和谈总代表,与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展开激烈交锋,以法律的形式终结封建帝制,奠定了民主共和的基础。
  1917年和1920年,伍廷芳两度携眷南下,拥护孙中山护法,为建设南方军政府呕心沥血,支持孙中山北伐统一中国,成为孙中山晚年最倚重的助手之一。
  伍廷芳凭着胆识和灼见,认识到孙中山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值得他终身追随的革命领袖,因而他坚定地选择与孙中山并肩作战,为建立现代法治的民主共和国鞠躬尽瘁。在反击陈炯明叛乱中,80高龄的伍廷芳忧愤成疾,弥留之际“犹谆谆授公子朝枢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无私无畏、与时俱进的浩然正气,使他的生命之花在暮年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 冯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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